《雄狮觉醒》


 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（

   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（上）
    诗曰：晚清已随风云散，民国出世又十年。军阀混战无休止，洒向人间都是怨。沉沉黑夜露曙光，冥冥天数祖龙现。拨开阴霾见红日，民族解放开新篇。
    话说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，适逢母病垂危，多方医治无效，不幸撒手人寰。葬母之后，毛泽东来到长沙，在修业小学谋得历史教员之职。不久，五四运动爆发，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，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。接着，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，向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介绍了北京的情况，商量改组湖南的学生联合会，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。毛泽东大为兴奋，立即派新民学会会员分头联系，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，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，决定发动各校学生罢课。三天后，在学联的领导下，长沙二十多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，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。
    湖南学联的成员大部分是新民学会会员，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成十多个“救国十人团”，上街发表演说，宣传新思想。湖南各界群起响应，《新湖南》、《女界钟》、《岳麓周刊》等杂志应运而生。毛泽东引领潮流，主持创办了影响深远的《湘江评论》；在创刊号上，毛泽东热情欢呼：“当今时代，世界革命浩浩荡荡，人类解放呼声大倡。爱国运动奔腾澎湃，湘江两岸人心思变。旧的社会必须改造，军阀统治亟待推翻。”《湘江评论》如同警世金钟，声宏震远，反响强烈。任弼时、肖劲光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受其影响而开始觉悟，逐步走上革命道路。
    毛泽东废寝忘食，全力倾注，一月之间，为《湘江评论》撰写文章四十余篇，又亲自编辑、排版、校对，甚至上街叫卖。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的最主要的文章，是长篇论文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文章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影响，称：“俄罗斯打倒贵族，驱逐富人，工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，红旗军东驰西突，扫荡了多少敌人；协约国为之改容，全世界为之震动。”毛泽东认为：“改造社会之根本方法，就是民众的大联合。民众联合之基础，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的共同利益。”为此，他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，为减轻地租捐税、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斗争；号召学生、教员、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，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。毛泽东断言：“救国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，而必须依靠民族的大联合，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。”
    人的思想发生剧变，往往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。此时的毛泽东处在激烈地思想矛盾之中，他一方面称颂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。他主张：“联合群众，向强权者做持续的‘忠告运动’，实行‘呼声革命’——面包的呼声、自由的呼声、平等的呼声，实行‘无血革命’。”他不赞成暴力革命，是想避免社会混乱。他甚至觉得“强权者也是人，是我们的同类。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，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”。他甚至幻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，设计了没有压迫和剥削、没有军阀和强权的理想社会蓝图。然而，他的梦想尚未来得及实施，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。
    其时，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着湖南。张敬尧骄横霸道，无恶不作。他肆意纵兵抢劫，滥发纸币；盗押矿产，强种鸦片；钳制舆论，勒索军饷；伪造选举，强奸民意。其种种恶行，处处与湖南人民为敌。《湘江评论》的巨大影响，引起了张敬尧的仇视。他下令查禁《湘江评论》，罪名是“宣传过激主义，鼓动愚民造反”。《湘江评论》被迫停办，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。
    毛泽东被激怒了。他彻夜难眠，苦苦思索，终于醒悟：温和革命，此路不通。他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：“张毒不除，湖南无望。”他决心献身政治，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。他开始秘密串联，四下奔走，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一场驱张运动。他向与会者指出：“北洋军阀内部直、皖两系内讧，是驱张的大好时机。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，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持。驱逐张敬尧是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。”
   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，湖南学联重新恢复。毛泽东率学会与各界代表，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集会，焚毁日货，游行示威。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出大批军警沿街驱赶、殴打游行群众，实施武力镇压。军阀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，“驱逐张敬尧，打倒旧军阀”的呼声此起彼伏，日益高涨。
    当此之时，毛泽东独当一面，积极奔走，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广泛发动、积极参与了驱张运动，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。他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，主持学联工作，公开发表宣言，组织长沙各高校一致罢课。直闹得张敬尧手忙脚乱，难以招架。
    1919年12月18日，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赶到北京，向北洋政府提出惩办张敬尧的要求。他寓居于福佑寺，广泛联络各方力量，组成了“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”以及“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”。毛泽东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，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，自任社长，起草并发出大量的稿件、呈文、通电、宣言，分送京、津、沪、汉各报发表。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上的驱张通电、新闻里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组织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。
    为了达到驱逐张敬尧的目的，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发起了七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。毛泽东作为主要请愿代表，向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当面递交请愿书，并义正词严地提出驱张要求。
    历时半年之久，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，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的效果。在各方一致声讨下，张敬尧在湖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恰在此时，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谭延闿，打着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旗号，率领湘军逼近长沙。张敬尧感到大势已去，偷偷地携带着家眷溜出长沙。局势如同魔术变换，一夜之间，湖南的政坛又成了谭延闿的天下。
    驱张成功，毛泽东却并未及时返回湖南。原来，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因病去世，毛泽东与杨开智、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，操办后事，迁延在京。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多次拜访自己的导师李大钊。毛泽东求教道：“驱张运动成功了，但是，湖南究竟该如何改造？中国究竟该如何改造？新民学会该向何处发展？请先生教我。”李大钊道：“湖南赶走了张敬尧，又来了个谭延闿，依然是军阀统治。中国太黑暗，军阀横行，百姓遭殃。我思之久矣，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、文化救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毛泽东道：“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，应是何意？”李大钊道：“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，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，用阶级斗争的办法，推翻军阀政府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。”毛泽东又问道：“具体做法，又当如何？”李大钊道：“发动民众。你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，眼光很远大，议论也很痛快。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我们的政党，以便更好地团结民众。”说着，从案头拿起一本新书，向毛泽东道：“我送你一本新书，是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望你好好研究之。”毛泽东接书在手，又问道：“先生有何举动？”李大钊道：“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已经派人来中国，帮助我们筹备建党事宜。我已经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，与张国焘、刘仁静、瞿秋白等人筹划成立共产党。”毛泽东道：“陈先生何以不参加？”李大钊道：“因受当局之追捕、迫害，陈先生在北京难以立足。他已经去了上海，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。我和他分工，我负责北方，陈先生负责南方，积极准备，待条件成熟时，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。你回到湖南后要积极行动，尽快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。你如果要与陈先生联系，他的住址是上海渔阳里二号。”
    告别了李大钊，毛泽东决定去上海。其时，新民会员彭璜率领的另一个驱张代表团正在上海活动，好友萧三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亦即将启程。
    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，立即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。他与彭璜会面后，反复商议，组建了以新民会会员为骨干，吸收部分新闻界、教育界人士参加的“湖南改造促成会”，商讨改造湖南的计划。毛泽东告诉大家：“张敬尧虽然走了，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。解决湖南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废除督军，裁剪兵员，以推倒武力统治。而后，实行银行民办、教育独立、自治建设、保障人民权利，达到自治之目的。总之，湖南之事，应由湖南人民自决之。”
    不久，从北京、长沙、天津赶到上海的新民会员达二十五人。毛泽东召集会员，在半淞园开会，主要讨论会务，兼为赴法会友送别。毛泽东主持会议，开宗明义地道：“我们学会的性质是政治团体，我们要为挽救国家、改造社会而奋斗，就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都是爱国青年，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。”大家畅所欲言，热烈讨论，针对当时不少青年人只知“生吞活剥新名词，虚骄浮躁空议论”的不良风气，会议做出的主要结论是：“学会态度：潜在切实，不讲空话，不务虚荣，不出风头。学会宗旨：求真务实，探索新路。改造旧湖南，建设新中国。”同时，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是：“纯洁、诚恳、奋斗、服从真理。”众人意气风发，争相发言；议到天晚，又继之以灯，畅谈着国家的未来和当代青年的使命。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    济济新民会，风云一代英。立志救中国，不求利和名。纯洁无俗气，患难有真诚。湖南多才俊，湘江腾巨龙。
    次日，在沪会友送别了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萧三等人。毛泽东又和彭璜等人讨论起草了《湖南人民自决宣言》，在上海的《天问》周刊和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。随后，毛泽东又接连在《申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了《湖南改造促成会宣言》、《湖南人再进一步》、《湖南人为人格而战》等文章，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；提出先实行湖南自治，再推向其他各省，将来联合起来，便可达到解决全国问题之总目标。
    在沪期间，毛泽东专程登门拜访了陈独秀，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，征求意见。陈独秀答道：“改造湖南，实为必要。从长远着眼，欲改造中国，可以先从湖南做起。”毛泽东道：“四月之前，我去北京，曾与李先生会晤，谈及建党事宜。不知陈先生有何指教？”陈独秀道：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，是我辈当务之急。我已与李达、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。具体宣传、组织、联络事务由李达同志负责，着手筹备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。现在武汉、济南、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党的小组。你回到湖南后也应积极行动，湖南方面的建党工作就由你负责。”
    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。与两位思想界巨人的相继晤谈，使毛泽东收获巨大。毛泽东心情愉快，带领着新民会员返回长沙。经友人介绍，毛泽东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小校长。有了固定工作做掩护，毛泽东便开始秘密筹划组建党小组的工作。此时，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北洋政府裂变，直、皖大战的消息。
    原来，段祺瑞第三次被免职后，极不甘心失败，又自封为“定国军”总司令，挑起了与直系军阀的战争。直系军阀吴佩孚则自封为“讨逆军”总司令，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行动，在河北涿州、高碑店、琉璃河一线与皖系军队激战。双方打了半月时间，皖系全线崩溃，段祺瑞辞职下野。直、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，钱能训内阁倒台。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，共同扶持靳云鹏上台，组成新的内阁政府。吴佩孚掌控北京大权后，在英、美等国的支持下，开始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。与此同时，南方的国民军政府也派出赵恒惕率兵向湖南开进。湖南又成了南北军阀争夺的主战场。

 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贤觉醒 应时运中共诞生（

   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贤觉醒应时运中共诞生（下）
    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，在南北军阀夹击之下，湖南督军谭延闿有可能接受政治改良，率先实行自治。当务之急，是开辟一个有效的阵地作掩护，稳扎稳打，与谭延闿开展合法的斗争。
    经过深思熟虑，毛泽东在闹市区租了三间门面房，与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所文化书社。他们宣称：“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甚于肚子饥荒，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、最简便之方法，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，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之需要。”毛泽东多方筹借资金，努力扩大营业范围，除当局允许的公开书籍外，秘密经销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、《劳农政府与中国》、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、《劳动界》等进步书籍。
    随后，毛泽东又和彭璜、何叔衡、方维夏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，秘密发行《俄罗斯丛刊》，系统介绍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》、《列宁的历史》、《阶级斗争》等书籍。同时，组织先进青年秘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并先后选派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，准备赴俄国留学。
    正当毛泽东秘密筹建党小组之时，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，宣布湖南脱离北洋政府，实行自治。谭延闿之目的是笼络人心，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借以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。他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，故作开明姿态，很快迷惑了许多人。不少绅士发表通电，赞成谭延闿的主张，拥戴湖南自治。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，谭延闿匆忙做出决定，组成了由省政府官员和省议会若干人充任的“自治委员会”，草拟了一部“湖南省宪法”，在报纸上公布。
    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方案刚刚公布，毛泽东、彭璜和《大公报》主编龙兼公等人就针锋相对，联名起草了一部民办的自治方案，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。严正指出，谭延闿的自治方案是一个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的方案；“是把少数特殊人作为统治者，而把一般平民作为被统治者；是把统治者做主人，而把被统治者做奴隶”。毛泽东又撰文强调道：“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代表，不能由官僚政客越俎代庖，而必须实行直接、平等的选举，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代表。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，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、湖南政府以及各县、区自治机关。必须如此办理，方能建成一个崭新的湖南。”
    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毛泽东等人的自治方案赢得了民心，每天到报社来签名支持者络绎不绝。毛泽东大为兴奋，为实施自治方案多方筹划、积极奔走，成了长沙城里最忙的人。他连续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各团体、各报馆代表会议，讨论议会选举和组织法要点，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请愿。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主席，执笔起草《请愿书》，又推举方维夏等人将《请愿书》提交湖南省政府。
    1920年10月10日，长沙各界群众近两万人冒着大雨集会，庆祝辛亥革命九周年。会后，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门前时，彭璜、方维夏等代表登门呼吁，向谭延闿递交了《请愿书》，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。游行群众情绪激昂，持续高呼口号。一部分人出于对“包办制宪”的强烈不满，当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。谭延闿接受了《请愿书》，当面表示顺从民意，骗得请愿群众当场解散。事后，谭延闿对请愿书所提之各项内容断然否定，拒不接受。
    一月后，南方军政府委任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入主长沙，取代了谭延闿的督军位置。风云变幻孰难料，城头又换大王旗。赵恒惕一把撕下开明的伪装，公然推行武力专制；下令封锁进步报刊，解散各种群众团体。他得知毛泽东是自治运动的关键人物，便制造谣言，说是毛泽东煽动请愿，并亲手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，还想捣毁省议会。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，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。自治运动半途而废。
   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，认真思考失败的教训。他逐渐明白，以和平请愿方式搞自治，乞求军阀还政于民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残酷的现实迫使毛泽东放弃了改良的幻想，痛下决心，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。恰在此时，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自法国的来信，称：“弟赴法后，工余苦学，凭借一本法华词典，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籍，潜心研读，完全接受了马克思、列宁的主义。我新民学会成员已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。望兄在国内尽快行动，筹划建党事宜。然事须秘密，潜在运动。”毛泽东阅罢大为振奋，当即复信道：“君之见解极当，我完全赞成。国内建立共产党之事，陈独秀、李大钊先生已进行组织。湖南建立党小组之事，也已成熟。”
    数日后，利用元旦假期，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骨干成员何叔衡、彭璜、易礼容等人，在文化书社举行秘密会议，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，确定了“坚定信仰，秘密活动”的原则。同时决定筹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作为公开的组织，团结、引导青年，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力量。
    1921年春节，毛泽东携新婚妻子杨开慧回韶山老家过年。除夕夜，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、毛泽覃，堂妹毛泽建围着火塘守岁。毛泽民告诉哥哥道：“自父母过世后，家事一年不如一年。前年，家里遭了一次火灾，修屋用了不少钱。去冬，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，家境更加艰难。”毛泽东听后，开导道：“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？我们毛家的规矩是先国后家。当今军阀混战，国家多难，民不聊生。我们应舍家为国，走出去干点事。家里的房子让给人住，田地让给人种。耕牛、农具、剩下的谷子都送给穷人。舍小家而为大家，奋长策而救天下。”
    春节后，毛泽东处理完家中财物，便带着妻子、弟、妹返回长沙。他把毛泽民安排在第一师范附小做工，送毛泽覃、毛泽建去读书，自己则投身到各种政治活动之中。不论在新民学会、俄罗斯研究会中，还是在青年团、党小组中，毛泽东都成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。
    时光飞逝，转眼已是六月底。一日，受《湖南通俗报》主编谢觉哉之邀，毛泽东正在寓所修改文稿，忽接李达从上海发来的通知，要他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。毛泽东当即停笔，约上何叔衡匆匆动身，乘着暮色，登上小火轮，连夜赶往上海。毛泽东、何叔衡到达上海后，受到了李达的热情接待。数日间，各地代表相继抵沪，均被李达以“北大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，安排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博文学校里食宿。
    李达，号鹤鸣，湖南零陵人。早年赴日本留学，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，始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，翻译了《唯物史观解说》、《社会问题研究》、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等书，寄回国内出版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。归国后即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将《新青年》改为党的理论刊物《共产党》，并担任主编；发表了《什么叫社会主义》、《社会主义的目的》等文章。不久，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，去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职务。陈独秀临行时，委托李达为上海党小组代理书记，负责建党事宜。李达不辞辛劳，集宣传、组织、联络等重要事务于一身，与各地党小组秘密联络，直接筹备党的创建工作。同时，又接待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国的尼克尔斯基，接受了其尽快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建议。李达与广州的陈独秀、北京的李大钊书信频驰，共同商定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大计。
    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秘密举行。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。他们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、李汉俊；北京小组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；长沙小组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；武汉小组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；济南小组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；广州小组的陈公博，旅日小组的周佛海。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，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，特指派包会僧出席。李大钊亦因故未能莅临。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尼克尔斯基。
   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会议，十五位与会者或西装革履，或灰布长衫，但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。他们有的精通外文，饱读马列著作，有的老成持重，善于独立思考。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，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。会议首先由各地代表介绍其工作情况，张国焘、陈公博等口若悬河、引经据典，彰显其才华横溢；毛泽东、董必武等则沉默寡言、措辞严谨，更见其虚怀若谷。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，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，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党章。会议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、直至消灭阶级；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党的纪律和吸收党员的条件、手续。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定，明确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，开办工人学校，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，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精神；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，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。后人有诗议之曰：
    自从有了共产党，中国有了新希望。马列主义指航程，改天换地求解放。
    会议进行到第六日，突然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，环顾一周后又匆忙离去。马林鉴于长期秘密工作之经验，立即断定此人是敌人的密探，建议马上中止会议。李达亦深感事态严重，立即要夫人王会悟想办法，找个能继续开会的地方。王会悟曾在嘉兴女子师范读过书，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。她想到嘉兴南湖游人稀少，便于隐蔽，便建议到南湖去，包一个画舫，在湖中开会最为安全。在王会悟的安排下，代表们分批离开，于次日陆续赶到嘉兴南湖。
    是日，南湖上凉风习习，细雨蒙蒙；碧波微澜，水雾如烟。一条红色的游舫在烟雨中若隐若现，船舱内十多位党代表神情庄重，倾吐心扉。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，由陈独秀、张国焘、李达组成中央局，陈独秀为书记，张国焘、李达分别负责组织、宣传工作。
    这是一次极具传奇色彩的会议。在十五位与会者中，最年长的是四十五岁的何叔衡，最年轻的是十九岁的刘仁静；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，正巧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暗合。更巧的是毛泽东曾取笔名为“二十八画生”；而中共诞生后，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，终于推翻了旧中国，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缔造新中国的伟人，又恰好是毛泽东。这一连串的二十八，是偶然巧合，还是历史必然？是天意若此，还是人谋使然？古人云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谁主沉浮，重在实践。这才是：军阀混战天下乱，茫茫渺渺天意现。人谋若能合天意，二十八年乾坤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 第五二回 孙中山广东遇险 张国焘上海主事（

    第五二回孙中山广东遇险张国焘上海主事（上）
    话说中共成立前后，中国的政局犹如一团乱麻，南北对立，水火不容；军阀争战，此起彼伏。直、皖战争刚刚结束，直、奉两派军阀争夺权利的斗争便迅速激化。原来，直系吴佩孚在英、美的支持下，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，引起了奉系张作霖的极度不满。张作霖对江南财富垂涎已久，早就有南下之企图，吴佩孚的举动使张作霖大为恼火。于是，奉军又一次大举入关，准备与直系决一死战。1922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双方在津浦、京汉两线展开激战。炮火连天，弹雨盖地，满目焦土，遍野陈尸。大战进行了近一月，奉军大败。张作霖率残兵败将退回关外，自封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宣布“东北自治，脱离北洋政府”。随后，双方又藕断丝连，互派使者洽谈，议和罢兵。至此，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所控制。
    吴佩孚独掌北京政权后，为了抵制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，他逼迫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务，把原被张勋赶下台的黎元洪捧出来，重新推上大总统的宝座。同时把内阁总理梁士诒一脚踢下台，让王宠惠出面组阁，拼凑起一个任由吴佩孚操纵的傀儡政府。随后，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，公开提出“武力统一”的主张。他在英、美帝国主义支持下，一面准备对张作霖作战，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，勾结陈炯明，反叛孙中山。
    却说陈炯明本是个反复无常的人，早年参加同盟会，曾与黄兴一起策划黄花岗起义，却临阵逃跑。他善用甜言蜜语、精于自我表现，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，被任命为粤军总司令。粤桂战争胜利后，他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，兼粤军总司令、政府陆军部长、内务部长等要职；本应殚精竭虑，以报孙中山知遇之恩。但陈炯明却阳奉阴违、以怨报德，自恃功高无比，骄横暴戾，权欲恶性膨胀，公开与孙中山作对，企图取而代之。趁孙中山在广西桂林大本营主持北伐之际，陈炯明利用职务之便，大肆宣扬“保境息民”、“联省自治”。他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同盟，暗杀了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，囚禁了财政部长廖仲恺，在后方牵制北伐力量，迫使孙中山回师广东。盛怒之下，孙中山撤去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、政府内务部长、粤军总司令等职务，仅保留了其陆军部长一职，以促其悔悟。被撤职后，陈炯明不思悔改，又与吴佩孚派来的使者秘密勾结，伺机进行武装叛乱。
    数月后，北方爆发直、奉大战。孙中山再次挂帅出征，在韶关设立大本营，计划由广东进攻江西，出师北伐，袭击直系后路。孙中山发布命令，以李烈钧为总司令，许崇智为总指挥，分三路进攻江西。大军所向披靡，进展神速，半月之间攻克赣州，拿下吉安，兵锋直逼省会南昌，一时间声威大震。
    正在此时，留守后方根据地的陈炯明却恶性发作。他为了破坏北伐和颠覆广东政府，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。陈炯明指使其党羽叶举、翁式亮、杨坤如等部由广西南宁东进，擅自进驻广州，控制了省城交通，并在城北布防。叶举等旋即致电孙中山，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，撤销廖仲恺等人的职务。
    孙中山接电大怒，但为了稳定后方大局，即刻动身，轻车简从，只带了数名贴身卫士返回广州。孙中山回到总统府，虽已发现陈炯明部之谋叛迹象，但为了维持广东大局之安定，仍然隐忍不发。陈炯明却得寸进尺，公然命令叶举率部包围总统府，欲置孙中山于死地。
   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时，叶举指挥部属四千余人包围了总统府。突然之间，枪声骤起、炮声大作，子弹、炮弹如同暴雨般洒向总统府大院。孙中山住所观音山粤秀楼亦遭到炮火轰击。幸亏卫兵提前发现，及时报告；孙中山早已警觉，命令总统府卫队凭垒还击。战况激烈，险象环生，烟火弥漫，敌众我寡。极度危急之中，卫队营长叶挺亲率数名卫士强挽着孙中山，撤出粤秀楼；在秘书林直勉的带领下，从观音山小径潜出，冒着枪林弹雨摸黑突围。孙中山一行徒步疾走，在叛军阵地上快速穿行。甚至杂在叛军之中，一步步向城外撤退。
    次日黎明，孙中山一行撤到城外，逐渐脱离险境。一路快步疾走，赶到珠江边的海军司令部。海军司令温树德见孙中山突然来临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总理何来？”秘书林直勉气喘嘘嘘地道：“陈炯明叛乱，炮轰总统府。总理连夜冒险突出，侥幸赶到你处。”温树德急请孙中山入座歇息，并解释道：“昨夜城中枪炮轰鸣，小将不知总理蒙难，未能及时救驾，深感惭愧。陈逆谋害总理，必当千刀万剐。”孙中山指示道：“当务之急是平息叛乱。”温树德道：“小将遵命。但总理的安全至为重要，请总理随我登舰。”说罢，陪同孙中山离开司令部，登上楚豫舰。次日，又转登永丰舰，指挥海军各舰炮击叛军。孙中山从容应变，一面电令北伐军回师平叛，一面致电在上海养病的蒋介石速来救驾。蒋介石惊悉广州变乱，急忙动身赴粤。
    蒋介石，名中正，浙江奉化人。生的身高体健，面容清瘦；尖腮光头，高鼻深目；举止庄重，杂有矫揉；性格怪癖，亦正亦邪。蒋介石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，又赴日本振武军校学习，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，对孙中山极为崇拜。辛亥革命后回国，在陈其美部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蒋介石弃武从商，在上海交易所当过经纪人，同陈果夫、张静江、戴季陶等人交情甚笃；又拜大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，在黑红两道上均有密切交往。第一次护法战争中，他奉孙中山之命主持东南各省党务和军务，旋即赴福建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。因与陈炯明、许崇智意见不合，愤而辞职，借养病为由，长期逗留于上海和奉化之间。孙中山发起第二次护法战争时，邀蒋介石赴广州任职。蒋介石任性赌气，拒绝与陈炯明合作，继续呆在上海，每日出入于青楼妓院之中，醉心于声色犬马之间。此日，忽接孙中山急电，惊悉陈炯明叛乱，孙中山先生蒙难。蒋介石虽然生性固执，但却极讲究封建忠义，接电后当即表示：“决心赴难，虽死不辞。”他立即动身，乘船赶往广州。单身潜行，穿越叛军的封锁线，数日后抵达孙中山驻节的永丰舰。此时，广州城中的国民党官员胡毅生、林直勉、熊秉坤、陈策、杨虎、马湘等，以及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已经在舰上守护。
   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到来十分满意，当即授以海上指挥全权。蒋介石原本与陈炯明矛盾甚深，此次临危受命，自然竭尽忠诚，立即部署迎战。其时，追随永丰舰的还有楚豫、豫章、海圻、海琛、肈和等八艘战舰。孙中山、蒋介石召集各舰舰长会议，统一部署，集中炮火，反击叛军。顿时，珠江口内外炮火轰鸣，弹雨纷呈；生死关头，人心浮动。双方混战了十余日，海圻、海琛、肈和三舰上的部分官兵被陈炯明收买，突然发生反叛，调转炮口向永丰舰轰击。所幸者，天空突降暴雨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。江面上波涛汹涌，雨幕弥漫，三艘附逆叛舰相继离开战场。
    情况突变，孙中山被迫改变战斗部署，决定将舰队移住到长洲要塞背后的新造村一带，以免叛军从水陆两路夹击。然而，要去新造村则必须经过海心冈，此处平时水深只有六尺，军舰根本无法通过。舰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    暴雨整日不止，狂风彻夜不息。正当大家愁眉不展、焦虑不堪之际，蒋介石亲自带领水手去测量水位，测得水深十五尺以上。原来，连日暴雨使珠江口水势陡涨，实乃天公暗中相助。孙中山下令起航，舰队顶风冒雨开进，艰难驶过海心冈，顺利进驻新造村。次日，天晴风息，孙中山再次化险为夷，既是天意如此，也显示了蒋介石临危不惧，从容应对的指挥能力。
    孙中山率领舰队刚刚进驻新造村地区，长洲要塞又告失守，舰队又全部暴露在叛军的炮口之下。为了避免舰队被叛军击毁，必须将舰队驶往白鹅潭停泊。但从新造村到白鹅潭，则必须从车歪炮台前经过。而车歪炮台早已落入叛军之手，且车歪炮台上炮队密布，又居高临下，给舰队通过造成了极大地困难。

 第五二回 孙中山广东遇险 张国焘上海主事（

    第五二回孙中山广东遇险张国焘上海主事（下）
    危难时刻，更显出蒋介石的大智大勇，他向孙中山建议道：“舰队腹背受敌，濒临绝境。只有鼓勇直前，全速冲锋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方能转危为安。”得到孙中山首肯，蒋介石立即下令：“以永丰舰为前导，各舰开足马力，勇往直前。”各舰迅速启动，一面以炮火向车歪炮台猛烈射击，一面全速猛冲，穿越叛军之封锁线。在战斗过程中，蒋介石始终侍卫在孙中山身旁，挺身站立在永丰舰舵楼，指挥若定，大义凛然。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、冲锋，舰队顺利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线。至夜，驶入白鹅潭。
    白鹅潭水面宽阔，风平浪静。经过近一月的鏖战后，舰队终于得以在此停泊休息。但是，由于天气炎热，形势紧张，官兵们长期守在军舰上，十分疲劳。为了鼓舞士气，蒋介石白天与水手们一起擦洗甲板，亲切交谈，稳定人心；夜晚则带人化装登岸，采购食物、蔬菜，补充淡水；与士兵们同吃同住，同甘共苦。蒋介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军心，也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。
    至8月9日，孙中山连接数封电报，得知北伐军回师平叛，在敌人的南北夹击下迭次失利，已分途向江西、湖南边境退却，短时期内很难入粤平定叛乱。同时，陈炯明则不断发出电报，以封官许愿的手法贿买海军官兵，妄图加害于孙中山，并不断在舰队附近施放鱼雷，派遣船艇袭扰舰队，使孙中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此时，上海方面各国民党要员函电交驰，纷纷劝说孙中山离粤赴沪。孙中山召集各舰长会议，决定尽快从白鹅潭撤出。正商议间，忽接水兵报告，陈炯明已派兵封锁了白鹅潭出口。
    形势异常险恶，要想脱离险境，惟有拼死一搏，力争突出重围。正当各舰将士整装待发之际，忽闻岸上枪炮大作，封锁潭口的叛军纷纷滚滚，丢弃阵地，狼狈逃窜。众人举目眺望，只见一支劲旅赶来解围，从背后袭击叛军；却是谭延闿率领五千湘军赶到白鹅潭口，与叛军展开激战。原来，谭延闿被赵恒惕从湖南逐出后，带领湘军向广州方向撤退。途中得知孙中山遇难，即率领湘军昼夜兼程，前来救驾，正赶上叛军围困孙中山于白鹅潭。谭延闿当机立断，指挥湘军隐蔽接近，从背后发起猛攻，直打得叛军丢盔弃甲，四散奔逃。
    战场形势突然变化，山穷水尽之中，忽现柳暗花明。孙中山大喜，立即召见谭延闿，赞誉道：“将军真乃从天而降。”谭延闿道：“赵恒惕与陈炯明互相勾结，我已被排挤出湖南。半路闻知总理蒙难，即飞兵前来救护。所幸者，总理无恙。”孙中山道：“疾风知劲草，国乱显忠臣。此次救难，君与介石功德巍巍。”谭延闿道：“眼下，广东境内逆贼势众；此地不可久留，还请总理尽快离粤赴沪。”孙中山道：“君言甚善。我立刻就走。你也撤兵返沪，积蓄力量，以求东山再起。”言讫，二人握手，互道珍重而别。
    午后，孙中山改乘英国驻广州领事派来的“摩轩号”炮艇，携带随行官员离开广州，前往湘江。数日后，返回上海。第二次护法战争遂告失败，此亦孙中山一生中最惨重之失败。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    总理壮志定江山，挂帅北伐运筹间。岂料奸佞施毒计，拥兵反叛肇祸乱。枪炮轰击粤秀楼，险象丛生永丰舰。幸有忠贞相追随，谋事在人成在天。
    再说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后，各地代表陆续返回。张国焘、李达、李汉俊留在上海，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。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，中央局及时成立了合法的掩护机关—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；由张国焘为主任。张国焘，字恺荫，江西萍乡人。出身于封建官吏之家，少时进私塾读书，青年时入北大学习。曾参加五四运动，时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。随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，出席党的一大当选为组织部长。因陈独秀远在广东，张国焘遂以党的领导人自居，主持中央局工作。他思想激进，能言善辩；虽然才干优长，胆识过人，但却好大喜功，刚愎自用。在张国焘的主持下，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指示，在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，以加强全国各大城市工人运动的联系，协调和统一行动。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了《劳动周刊》，作为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刊物。在中央局和书记部的领导下，各地党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，纷纷举办工人补习学校，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；帮助工人成立工会组织，领导罢工斗争；从而使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。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、上海卷烟厂工人、陇海路机务处工人、汉口人力车工人、长沙煤矿工人，先后在中央局的领导下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。
    此时，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、萧子升等人回到上海，张国焘委托他们与张太雷一道，重新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着手整顿和发展各地的团组织。张太雷、蔡和森等人迅速创办了《先驱》杂志，作为团组织的机关刊物。经过数月筹备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，选出了由张太雷、蔡和森等人组成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。从此，青年团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和青年运动的中坚力量；各地的青年运动亦随之蓬勃兴旺，此起彼伏。
    受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，湘江海员也积极行动，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，选举苏兆征、林伟民为总负责人。1922年1月，在苏兆征、林伟民的领导下，为增加工资而举行了全体海员大罢工，直接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港英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，激起了工人更为强烈的反抗。二月底，湘江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，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十余万之众。湘江的海运、装卸、交通、修理、制造等行业全面瘫痪。港英当局极为恐慌，采用收买、诱骗、威逼、恐吓等手段阻止和破坏罢工斗争，均未能得逞。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，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湘江，断绝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，动员罢工工人离港回国。3月4日，正当大批工人步行返回广东，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，突遭英国军警之武装拦截。英军悍然开枪射击，当场打死工人六人，伤数百人，并抓捕了工人领袖。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，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。罢工总办事处当即向全国通电求援，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、广东政府和全国各大城市工会组织闻风响应，纷纷发表宣言，组织罢工以援助湘江海员的正义斗争。一时间，反帝怒涛席卷全国，正义呐喊持久不衰。经过近两个月的斗争，迫使港英当局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，释放了被捕工人，答应增加工资。湘江海员大罢工以胜利告终。
    为了适应工人运动形势高涨的需要，1922年5月1日，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，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。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提出的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的口号；通过了罢工援助、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；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，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。大会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拥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。
    会后，受共产国际的邀请，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，参加远东各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大会。会议期间，列宁接见张国焘，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，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。
    张国焘回国后，即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函电交驰，筹备召开中共“二大”。1922年7月16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内召开，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李达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张太雷等十二人。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。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，通过并公开发表了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。宣言指出，当今世界已划分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，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，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宣言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、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问题，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，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，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，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。据此，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。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：消除内乱、打倒军阀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，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大会还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，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
    大会选举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高君宇为中央委员，陈独秀为委员长。
    闭会之前，李大钊提议确定党的旗帜，以表明党的阶级立场和远大志向。他说：“参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旗，突出中国的实际，我们党的旗帜为红色，旗上缀以斧头和镰刀图案。斧头代表工人阶级，镰刀代表农民阶级；其寓意为：斧头劈开新世界，镰刀割断旧乾坤。马列主义指航向，领导人民闹翻身。”李大钊的提议获得了一致通过，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。
  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，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会后，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，先后领导了上海海员罢工、上海丝厂工人罢工、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、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、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和京奉路山海关段工人罢工。这才是：革命有了党领导，工人运动掀高潮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